各支部：
经报请集团党委同意，确定2020年3月份主题党日的主题为：“以党建聚力、奏发展乐章”。主要学习内容为：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第十八讲
2.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3.“习书记把‘公仆日’办成了‘连心日’”——习近平在宁德（五）
4.“近平同志来厦门是要‘立志做大事’”——习近平在厦门（一）
疫情期间请各支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创造性开展本月主题党日活动，做好方案报备，抓好活动组织，做好信息和材料上报（联系人：全芳枚；电话：15716079329）。
学习提纲附后。
中共南平武夷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3月 9日
2020年3月 9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第十八讲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十九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增强“四个自信”，这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极大深化，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充满信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充满信心，才能有坚持坚守的定力、奋起奋发的勇气、创新创造的活力。一个抛弃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讲文化自信，有充分理由和充足底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坚强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不懈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显示出强大生命力，使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支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光明前景的今天，坚定文化自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二、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自身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自身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自身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深入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九大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面对新时代新要求，落实好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使之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人是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思想建设、灵魂建设，聚焦的是造就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设者。这样的时代新人，应当在有自信、尊道德、讲奉献、重实干、求进取等方面，有新风貌、新姿态、新作为。要进一步探索把握时代新人的标准和要求，把“培育什么样的价值观”同“培养什么样的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注重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任何一种价值观在全社会的确立，都是一个思想教育与社会孕育相互促进的过程，都是一个内化与外化相辅相成的过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贯穿国民教育之中，融入教育教学、校风学风，引领师德建设。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文明创建的根本任务，体现到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各个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环节，潜移默化地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丰富营养，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充分发挥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方面。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必须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行动，使之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成为全体人民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党员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把家风建设作为重要抓手，运用生活化的场景、日常化的活动、具体化的载体，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中生根。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勤学、修德、明辨、笃实，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仍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要增强问题意识，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继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时代重任。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着力提出立足中国立场、具有中国智慧、反映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完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引导管理。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
四、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精准有力，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是党中央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定位和明确要求，为新闻舆论战线不负重托、履职尽责指明了方向。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必须把正确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
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确保新闻媒体始终为人民服务。
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根本体现，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认清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本质，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等错误观点影响，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要坚持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贯穿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落实到每一个新闻舆论工作者身上，层层把关、人人负责，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做好正面宣传，要注重提高质量和水平，用心用情开展宣传，让群众爱听爱看，不断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要把真实性视为新闻的生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不是不能触及负面问题，关键是要从总体上把握好平衡，既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也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坚持改进创新，不断提高能力和水平。增强工作针对性，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推动融合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把握好时度效，把准时机、节奏，把准力度、分寸，从群众口碑、社会共识上看效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提高业务能力、转作风改文风、加强道德修养，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五、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不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首先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努力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刻认识和把握好文艺与人民的辩证关系。一是人民需要文艺。随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学艺术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二是文艺需要人民。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三是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对人民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创作出激荡人心的优秀作品。
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要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既见“高原”又见“高峰”。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要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装点祖国的秀美河山，描绘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要抒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实践，抒写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团结的中国，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要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事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滋养了中华民族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道德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今天，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用蕴含其中的精髓精华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推动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加强研究阐释工作，讲清楚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全面融入国民教育、文化创造、生产生活，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加强对传统文学艺术的扶持，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优秀作品。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古往今来，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往往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项“形于中”而“发于外”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既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也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着眼扩大中华文化影响，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动力在改革，出路在改革。要把握文化创作生产传播特点，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发展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重点，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推动文化产业加快发展，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为重点，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科技成果，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在物质上要强大起来，在精神上也要强大起来。中国精神就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弘扬这一精神，就是要始终发扬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始终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推动我国不断向前发展，走在世界前列。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只要始终发扬中国精神，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人间奇迹，就一定能够创造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
传播中国价值。当代中国价值，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贯穿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要把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与当代中国价值紧密结合起来，从哲理、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深入阐释中国梦，不要空喊口号，不能庸俗化。要注重从历史层面、国家层面、个人层面、全球层面等方面说清楚、讲明白，使中国梦成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的生动载体。
凝聚中国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中国力量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以及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大团结的力量。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中国人民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革除各方面体制弊端，充分显示了制度保障的强大力量；中国人民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空前高涨，充分显示了13亿多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和真正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这表明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提出中国主张。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提高讲好故事的能力，着重讲好中国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展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
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提高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质量，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有企业党组织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强化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
第三条 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
（二）坚持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工作成效；
（三）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企业领导人员队伍和人才队伍；
（四）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突出党支部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生机活力；
（五）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体现企业职工群众主人翁地位，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第二章 组织设置
第四条 国有企业党员人数100人以上的，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委）。党员人数不足100人、确因工作需要的，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也可以设立党委。
党员人数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设立党的总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党总支）。党员人数不足50人、确因工作需要的，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也可以设立党总支。
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成立党支部。正式党员7人以上的党支部，设立支部委员会。
经党中央批准，中管企业一般设立党组，中管金融企业设立党组性质党委。
第五条 国有企业党委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一般为5年。党总支和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一般为3年。任期届满应当按期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党组织隶属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上级党组织一般应当提前6个月提醒做好换届准备工作。
中央企业直属企业（单位）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以中央企业党委（党组）为主指导，审批程序按照党内有关规定办理。中央企业及其直属企业（单位）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可以为党组织隶属地方党组织的下一级企业（单位）分配代表名额。
第六条 国有企业党委一般由5至9人组成，最多不超过11人，其中书记1人、副书记1至2人。设立常务委员会的，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一般5至7人、最多不超过9人，党委委员一般15至21人。党委委员一般应当有3年以上党龄，其中中央企业及其直属企业（单位）、省属国有企业的党委委员应当有5年以上党龄。
国有企业党总支一般由5至7人组成，最多不超过9人；支部委员会由3至5人组成，一般不超过7人。正式党员不足7人的党支部，设1名书记，必要时可以设1名副书记。党支部（党总支）书记一般应当有1年以上党龄。
第七条 国有企业党组织书记、副书记以及设立常务委员会的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一般由本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选举结果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中央企业党委（党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直属企业（单位）党组织负责人。
第八条 国有企业党委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或者纪律检查委员，党总支和支部委员会设立纪律检查委员。
第九条 国有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应当同步设置或者调整党的组织，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同步选配好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务工作人员，有效开展党的工作。
第十条 为执行某项任务临时组建的工程项目、研发团队等机构，党员组织关系不转接的，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可以成立临时党组织。临时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批准其成立的党组织指定。
第三章 主要职责
第十一条 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企业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党的理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监督、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在本企业贯彻落实；
（三）研究讨论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四）加强对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抓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建设；
（五）履行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领导、支持内设纪检组织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团结带领职工群众积极投身企业改革发展；
（七）领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企业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等群团组织。
第十二条 国有企业党支部（党总支）以及内设机构中设立的党委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主要职责是：
（一）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党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团结带领职工群众完成本单位各项任务。
（二）按照规定参与本单位重大问题的决策，支持本单位负责人开展工作。
（三）做好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服务和发展党员工作，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组织党员创先争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四）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推动解决职工群众合理诉求，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领导本单位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等群团组织，支持它们依照各自章程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五）监督党员、干部和企业其他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企业财经人事制度，维护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
（六）实事求是对党的建设、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重要情况。按照规定向党员、群众通报党的工作情况。
第四章 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
第十三条 国有企业应当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写明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基础保障等重要事项，明确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第十四条 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党委（党组）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党组）。
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党员总经理担任副书记。确因工作需要由上级企业领导人员兼任董事长的，根据企业实际，党委书记可以由党员总经理担任，也可以单独配备。
不设董事会只设执行董事的独立法人企业，党委书记和执行董事一般由一人担任。总经理单设且是党员的，一般应当担任党委副书记。
分公司等非独立法人企业，党委书记和总经理是否分设，结合实际确定。分设的一般由党委书记担任副总经理、党员总经理担任党委副书记。
中央企业党委（党组）配备专职副书记，专职副书记一般进入董事会且不在经理层任职，专责抓好党建工作。规模较大、职工和党员人数较多的中央企业所属企业（单位）和地方国有企业党委，可以配备专职副书记。国有企业党委（党组）班子中的内设纪检组织负责人，一般不兼任其他职务，确需兼任的，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国有企业党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必须落实党组织决定。
第十五条 国有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研究讨论的事项主要包括：
（一）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二）企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方案；
（三）企业资产重组、产权转让、资本运作和大额投资中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
（四）企业组织架构设置和调整，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
（五）涉及企业安全生产、维护稳定、职工权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重大事项；
（六）其他应当由党委（党组）研究讨论的重要事项。
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应当结合企业实际制定研究讨论的事项清单，厘清党委（党组）和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
具有人财物重大事项决策权且不设党委的独立法人企业的党支部（党总支），一般由党员负责人担任书记和委员，由党支部（党总支）对企业重大事项进行集体研究把关。
第十六条 国有企业党组织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规范动议提名、组织考察、讨论决定等程序，落实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要求，做好选配企业领导人员工作，加大优秀年轻领导人员培养选拔力度，加强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监督，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
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健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重点做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以及特殊领域紧缺人才工作，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
第十七条 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探索职工参与管理的有效方式，推进厂务公开、业务公开，保障职工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重大决策应当听取职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坚持和完善职工董事制度、职工监事制度，保证职工代表有序参与公司治理。
第五章 党员队伍建设
第十八条 国有企业党组织应当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采取集中轮训、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理论宣讲、在线学习培训等方式，强化政治理论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引导党员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
第十九条 严肃党的组织生活，认真召开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提高“三会一课”质量，落实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和主题党日等制度，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坚持重温入党誓词、重温入党志愿书等有效做法，落实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
第二十条 强化党员日常管理，及时转接党员组织关系，督促党员按期足额交纳党费，增强党员意识。加强和改进青年党员、农民工党员、出国（境）党员、流动党员、劳务派遣制员工党员的管理服务。有针对性做好离退休职工党员、兼并重组和破产企业职工党员管理服务工作。
从政治、思想、工作、生活上关心关爱党员，建立健全党内关怀帮扶机制，在重要节日、纪念日等走访慰问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经常联系关心因公伤残党员、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因公殉职、牺牲党员的家庭，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按照党内有关规定及时进行教育或者处理。
第二十一条 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和有关规定发展党员。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重视在生产经营一线、青年职工和高知识群体中发展党员，力争每个班组都有党员。注重把生产经营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生产经营骨干。对技术能手、青年专家等优秀人才，党组织应当加强联系、重点培养。
第二十二条 紧密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党组织活动，通过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突击队、党员服务队等形式，引导党员创先争优、攻坚克难，争当生产经营的能手、创新创业的模范、提高效益的标兵、服务群众的先锋。引导党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注重发挥党员在区域化党建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第六章 党的政治建设
第二十三条 国有企业党组织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担负起党的政治建设责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引领，增强政治能力，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企业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全面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
第二十四条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干部职工，突出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企业、进车间、进班组、进头脑，引领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抓好形势政策教育。
第二十五条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企业文化建设，传承弘扬国有企业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家国情怀，增强应对挑战的斗志，提升产业兴国、实业报国的精气神。深化文明单位创建，组织开展岗位技能竞赛，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宣传、表彰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造就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新时代国有企业职工队伍。
第二十六条 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健全落实企业领导人员基层联系点、党员与职工结对帮带等制度，定期开展职工思想动态分析，有针对性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注意在企业改革重组、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和企业破产等过程中，深入细致做好思想工作，解决职工群众困难，引导职工群众拥护支持改革，积极参与改革。
第二十七条 坚持党建带群建，充分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群团组织团结动员职工群众围绕企业改革发展和生产经营建功立业，多为职工群众办好事、解难事，维护和发展职工群众利益。
第七章 党内民主和监督
第二十八条 国有企业党组织应当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途径，推进党务公开，建立健全党员定期评议党组织领导班子等制度。落实党员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健全代表联系党员群众等制度，积极反映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意见建议。
第二十九条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强化政治监督，加强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监督检查。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加强对企业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重点部门和单位的监督，突出“三重一大”决策、工程招投标、改制重组、产权变更和交易等重点环节的监督，严肃查处侵吞挥霍国有资产、利益输送等违规违纪问题。问题严重的，应当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第三十条 落实党内监督责任，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机制，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充分发挥内设纪检组织、党委工作机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作用。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党性教育、宗旨教育、警示教育，落实谈心谈话制度，加大提醒、函询、诫勉等力度，通过巡视巡察、考察考核、调研督导、处理信访举报、抽查核实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方式，督促企业领导人员依规依法用权、廉洁履职。
善用企业监事会、审计、法律、财务等监督力量，发挥职工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效能。
第三十一条 国有企业内设纪检组织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
各级纪委监委派驻企业的纪检监察机构根据授权履行纪检、监察职责，代表上级纪委监委对企业党委（党组）实行监督，督促推动国有企业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第八章 领导和保障
第三十二条 各级党委应当把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纳入整体工作部署和党的建设总体规划，按照管人管党建相统一的原则，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委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党组（党委）具体指导和日常管理、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企业党组织履职尽责的工作格局。中央组织部负责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宏观指导。
中央企业直属企业（单位）党建工作，以中央企业党委（党组）领导、指导为主，企业所在地的市地以上党委协助。
中管金融企业党委垂直领导本系统的党组织，负责抓好本系统党建工作。
第三十三条 国有企业党组织履行党的建设主体责任，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专职副书记履行直接责任，内设纪检组织负责人履行监督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履行“一岗双责”，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党员成员应当积极支持、主动参与企业党建工作。
各级党组织应当强化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工作落实。
第三十四条 全面推行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考核结果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并作为企业领导人员政治素质考察和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企业党组织每年年初向上级党组织全面报告上年度党建工作情况，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定期向本企业党组织报告抓党建工作情况。
第三十五条 国有企业党委按照有利于加强党的工作和精干高效协调原则，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等工作机构，有关机构可以与企业职能相近的管理部门合署办公。领导人员管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一般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分属两个部门的应当由同一个领导班子成员分管。
第三十六条 根据企业职工人数和实际需要，配备一定比例专兼职党务工作人员。选优配强党组织书记，把党支部书记岗位作为培养选拔企业领导人员的重要台阶。注重选拔政治素质好、熟悉经营管理、作风正派、在职工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员骨干做企业党建工作，把党务工作岗位作为培养企业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平台。严格落实同职级、同待遇政策，推动党务工作人员与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双向交流。
加强对党支部书记和党务工作人员的培训，确保党支部书记和党务工作人员每年至少参加1次集中培训。新任党支部书记一般应当在半年内完成任职培训。
第三十七条 通过纳入管理费用、党费留存等渠道，保障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并向生产经营一线倾斜。纳入管理费用的部分，一般按照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1%的比例安排，由企业纳入年度预算。整合利用各类资源，建好用好党组织活动阵地。
建立党支部工作经常性督查指导机制，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提升。注重运用网络信息化手段和新媒体平台，增强党组织活动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吸引力、实效性。
第三十八条 坚持有责必问、失责必究。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得力的，应当及时提醒、约谈或者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适用于国有独资、全资企业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并具有实际控制力的企业，结合实际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9年12月30日起施行。其他有关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习书记把‘公仆日’办成了‘连心日’”
——习近平在宁德（五）
来源：《学习时报》20190531期
采访对象：李金贤，1944年8月生，福建莆田人，1983至1988年任宁德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行署办公室主任，1989至1991年任地委办公室主任、地委副秘书长。其后分别任福建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省信访局局长和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副主任。九届省政协委员，2009年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在地委办公室工作。请您谈谈他刚到宁德时给您留下的印象。
李金贤：习书记在福建工作17年半，我与他有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交集。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我在他身边工作，任地委办公室主任、地委副秘书长。他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后，我也调到省里工作，先后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和省信访局长、省政府副秘书长。习书记当福建省长之后，对信访工作十分重视，我们打交道比较多。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有些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习书记刚来宁德时才35岁，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发展经济是整个社会的主旋律。习书记带着在沿海特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从厦门过来，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后代，所以大家对他期望值很高，都说：省委真重视宁德啊，派分量这么重的干部来，是我们闽东人民的福气。地委对他的吃住行作了这样的安排：在闽东宾馆腾出一个套间，使单身书记生活起居有人照顾（新婚不久的习书记独自一人到宁德上任）；行署新进了两部进口小车，安排一部给他坐，司机由他自己定。这本是入情入理的安排，习书记却一一谢绝了。他说：“车辆还是用老书记退下来的小车，连原司机一起转过来就行了。我也不能住在宾馆，还是搬到机关干部宿舍住，吃在机关干部食堂就可以。”经办人员一听连忙劝道：“这可不行啊！老书记退下来的车已经跑了二十多万公里，车头在一次车祸中碰坏修理过，闽东山高路险，还是换新的比较安全吧！让您住在宾馆，主要是考虑到家属不在身边，生活不方便。”但是，习书记还是坚决不从，他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不要摆阔气、讲排场，还是过紧日子好。新车就留给接待客人用，要保证客人坐得舒适安全。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住在机关宿舍，和干部在一起工作生活，各方面才方便。”就这样，在任内，他坚持用旧车，住干部宿舍，宿舍内的床铺、家具基本都是原来用过留下来的，连司机也是吕居永老书记留下的，一直到他离开宁德赴福州上任为止。在这期间，他从不公车私用，夫人彭丽媛几次到闽东来看望他，都是自己买车票或搭便车来的。其实，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在当时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那时有一种观念是政府对外的形象一定要包装，比如政府领导一定要配豪车，认为这样才能引得金凤凰，招商才容易。但他没有这样想，在当时就表现得很不一样。
习书记来宁德没几天，就搬到机关干部宿舍楼里住，与干部一道吃在机关食堂。办公室就安排在老地委大院办公楼三楼，总共只有20多平米，里外两间，外面一间摆放着两张沙发，一张茶几，用来会客；里面一间是他办公的地方，放了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虽然安装了一部老式的窗式空调，但他很少用。他来的时候，我们原本想把这间办公室重新装修一下，可他不同意，说原样就挺好，来了就直接进去办公了。
大家都没想到，这个从厦门特区来的地委书记，如此艰苦朴素，如此严于律己。大家也都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他说什么都服气。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时，许多干部群众十分期待早日脱贫致富，希望能上一些大项目。请您谈谈他当时对发展宁德经济是怎么考虑的。
李金贤：习书记刚来就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大家的积极性和信心都很足，一时求富心切，“三大战役”决战决胜的提法就被炒起来了。所谓“三大战役”，实际上是指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在赛岐建中心城市这三项大工程。当时社会上流行跑“部”“钱”进，习书记是北京下来的，大家就认为他往北京跑项目要钱肯定更容易。很多人都说：“这下闽东马上就要改变面貌、脱贫致富啦。”
但习书记这个人很沉稳，并没有受当时干部群众高涨情绪的影响，没有立马烧起“三把火”，而是决定先到基层调研。他花了两个月时间，跑遍了宁德9个县，还考察了浙江的乐清、苍南和温州三个地方。他跟我们说：“闽东脱贫不是那么容易呀。闽东山穷地瘦，山势呈犬牙交错，落差大，直上直下，海拔可以从1000米陡降到几十米，平原地少，山区多是挂壁梯田，田块小，群众说是‘眉毛坵’、‘斗笠坵’、‘蛤蟆一蹦过三坵’。闽东虽然山峦起伏，但林木也少，光秃秃的，没有什么像样的矿产，资源比较贫瘠。沿海四个县也多半是山区，海岛缺电缺水，灾害频繁。所以，我们不能脱离这些实际谈脱贫，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
采访组：看来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发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
李金贤：的确，习书记在调研中看到了闽东真正的问题所在，最主要的就是受客观条件制约。首先是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一旱一涝是常态，老百姓称之为“一场大雨哗啦啦，三天没雨干巴巴”。沿海台风暴雨，一年都要来好几趟，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是常有的事。其次是交通不便。宁德地区关山阻隔，到每一个县都要翻一座又陡又长的岭，进出唯一的公路是104国道，坡陡路窄，险象环生，艰难异常。从福州往宁德走，就要翻越罗源飞鸾岭，坐车一上一下，至少就得一个钟头。到霞浦有杨梅岭，到福鼎有金钗岭，到福安有财洪岭、眉洋岭，到古田有牛岭，到寿宁还有车岭和九岭。如果到周宁县，还要翻过愁岭。愁岭这个地方真是名副其实啊，道路又窄又陡，弯多崎岖，从车里往外边看，处处是悬崖峭壁，就好像坐的不是汽车，而是飞机，非常可怕，真可谓一见就“发愁”。传说外地司机到这里有的都不敢开车，要雇当地司机才敢通过。
习书记还发现，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闽东的老百姓有几种思想倾向。一种是安贫乐道、“穷自在”的观念。满足于“过得去”，反正不愁吃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想法的人居多。一种是怨天尤人的思想。在高山地区，有人觉得自己的“八字”不好，生在这么个地方，没办法，就“等靠要”吧，总会等来政府救济。还有一种是急功近利的心理。觉得我们穷得被人瞧不起，要赶快改变面貌。于是就不切实际地提了一些口号和目标。还有一种思想倾向就是无所适从，面对机遇又不敢闯，思想和行动都困在家门口了。但习书记更多的是看到闽东人民朴实、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信心。闽东是革命老区、苏区，曾志和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战斗过。他说：“闽东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蕴藏着不屈不挠的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这是最宝贵的精神力量，这种革命传统留下的基因是能造就人间奇迹的。”
采访组：了解到这些情况，习近平同志采取了怎样的态度？提出了哪些思路和举措？
李金贤：闽东的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引发习书记的深刻思考：在发展商品经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能否先飞、如何先飞？
结果，他写出了一篇名为《弱鸟如何先飞》的闽东九县调查随感，随后召开干部大会，介绍自己的思考和认识。这是他到宁德工作后召开的第一场全体会，大家既兴奋又期待：习书记终于要作报告了，闽东大发展的号角要吹响了。但习书记在报告里面首先指出的一点，就是对他期望值不能太高。他说：“我就是我，父辈的光荣，不能作为儿孙辈的老本。”第二点，他指出闽东经济发展不能急躁，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一口吃成个胖子。第三，他强调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几任班子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发展需要接力，各级干部要发扬“滴水穿石”精神，以一种前仆后继、敢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品格，接续奋斗。这番话言辞恳切，鞭辟入里，但在当时，却相当于给大家泼了一盆“凉水”。许多干部原来热度很高，一听到这里就懵了，大家议论：这个“滴水穿石”，要滴到什么时候才穿啊？
习书记很有领导艺术。他一边泼凉水，让大家冷静下来，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一边又保护大家的热情，烧温火，肯定“三大战役”的目标是积极的。他说：“建设新城、开发港口和修建铁路，都是大好事，不是说不行，但要考虑现在能否实现。”他耐心地给大家分析，现在建设新城区不切实际，一座城市的形成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长期积淀的过程，不能轻易打破。再说，搬迁付出的代价太大，谈何容易。闽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区内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三都澳目前还是军港，缺乏战略物流大后方支撑。福温铁路的建设是大趋势，将来一定会实现，但以我们目前的财力，杯水车薪。习书记说：“这些项目虽然现在不能推行，但我们要看到希望，深入考察分析，做好可行性研究，启动一些前期性的、争取性的工作。我们要做好准备，创造条件，把基础性工作先干起来。”
接着，他又说：“我们闽东要下决心摆脱贫困，目前首要的是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转变观念，树立市场观念、商品观念和竞争观念，这样才能真正踏上富裕之路。”他还鼓励大家要看长远，积极进行宣传和前期准备，闽东的发展应奉行“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思想，立足现实，不急功近利，不攀比，不消极，不蛮干，紧中求活，活中求发展。根据现有的时空条件，日积月累，一定会水到渠成。
习书记的报告，在闽东引发强烈反响。那些要烧“三把火”的不切合实际的超前论调消失了，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闽东要改变贫穷面貌，到底该从哪里破题。这时，习书记就指出，要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他在随后一次地委会议结束后，专门把有关同志留下来讨论怎么修路。习书记让我取一份宁德政区图来，摊在桌面上，叫大家都围过来看。他说：“闽东这个地方，关山阻隔，道路狭陡，咱们随便去哪个县，都要花一天的时间，几个乡镇跑下来就要一个星期。光靠目前这一条道窄弯多的104国道，经济是搞不起来的。”他用手在图上一边划线一边说：“你们看，从宁德漳湾出发，经福安县的甘棠和湾坞，再到霞浦县的溪南，上达牙城，经由福鼎的秦屿穿过相山汾水关，抵达浙江苍南，直达温州，这几个点连成线，就可以把咱们宁德好几个县都串起来。咱们就这样搞一个汽车专用线。”那个时候，国内没有高速公路，习书记提出搞汽车专用线，其实就相当于高速公路。习书记这一划，大家都豁然开朗，这条专用线一修通，不仅将宁德、福安、霞浦、福鼎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而且把沿海几个县搞活了，由此也可辐射带动山区经济的发展。不过说到这里，习书记又说：“我们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共识：一是立足现有区情，着眼现有条件，克服急躁情绪，可先行论证；二是三都澳当前开放条件不成熟，无腹地，还难以形成物流集散中心，应矫正孤立开发的想法；三是当务之急要打通飞鸾岭，开条隧道，这是闽东咽喉，要从发展区域经济高度上积极向省政府、中央有关方面汇报；四要脚踏实地，不能空喊口号。”
就这样，宁德这个“弱鸟”在习书记带领下走上了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先飞”之路。在农业上，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结合各地区实际发展特色产业，比如霞浦的晚熟荔枝，福鼎的四季柚，福安的芙蓉李，古田、寿宁的食用菌和茶叶，以及沿海县市的养殖贝类、鱼、藻类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带有产业特色的精准扶贫。在工业上，他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刚才说的修通公路，他还主张大力发展地方工业，跳出了“无电办啥工业”“无工业办啥电”的怪圈。
习书记的宏图大志为闽东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闽东人过去不敢走出家门到外面闯世界，后来很多人走出门去做生意、办企业，光福安县就有几万人跑到外地，搞开发办厂子，做茶叶搞物流，形成了气候。周宁人在上海搞钢铁贸易，寿宁人到广东办超市，古田县食用菌更是誉满全球。这些都是过去的宁德人想都不敢想的。之后数年，地委、行署积极地为这个构想做实地调研、规划，习书记离开宁德后，在任福州市委书记、省长期间，仍经常给予指导抓落实。闽东人民都在努力践行习书记当年为闽东规划构筑的蓝图，现在福温铁路有了，福温高速公路也已通车多年，各地县（市）也都基本连上了高速路，福鼎还建起了核电站，辐射周边多个省市的供电需求，带动了本地区周边城市的工业发展。交通的便利，还带动了闽东地区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山区农民造福工程及脱贫致富的宁德模式还辐射到了全国。这些都实实在在印证了他当初的预言：“对闽东，我是充满信心的”，“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在许多领域创造‘弱鸟先飞’的奇迹”。
前几年，我有感于闽东的变化及习书记在闽东时期的工作思路，随笔写了一首诗《回眸闽东》，作为服务过闽东的老同志的一点想念：
穷山恶水越千年，山客“曲蹄”苦黄连。
解放翻身民做主，改天换地刨穷根。
改革开放旌旗奋，宏图伟业谱新篇。
更喜圣杰临贫瘠，霞光普照福人间。
“四下基层”集民智，摆脱贫困明方向。
践行唱和“山海经”，滴水穿石开新天。
“双龙”穿山跨海舞，三电凌空入网先。
工贸云集港城美，山青水秀入画匾。
造福新居民乐业，衣丰食足乐开颜。
精准扶贫结硕果，闽东小康奔向前。
（注：“曲蹄”指旧社会对渔民的贬称，“双龙”指福州至温州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三电”指福鼎核电、福安大唐火电、闽东水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特别强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到基层群众中走访。请您谈谈他是如何以身作则贴近群众的。
李金贤：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要改革开放，就要往城市跑，到城市里才能发展经济。所以，干部跑乡村的很少，领导到田间地头踩田埂的更少，好像只有大城市里面的“灯红酒绿”，才是改革开放。可习书记不一样。他心里装着群众，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一到闽东就提出“四下基层”，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到基层、信访接待到基层、现场办公到基层、调查研究到基层，并且自己带头沉下身去。记得2010年8月，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他来福建调研，专门和我们这些在宁德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见了面。我对习书记说：“这么长时间了，您当年提的‘四下基层’，我们一直在坚持。”没想到我这么一说，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对呀，‘四下基层’我也一直强调，到了浙江也这样要求，到了北京，对国家信访局也讲过领导干部信访要下基层的事。”
习书记下基层总是要求去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当时宁德最偏僻、最贫困的四个乡，他去了三个，只有一个因为工作调动没来得及去。他在基层从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注意体察民情。他跟我们讲，下基层要会看“三面”：田面、人面和市面。田面，就是要看田间地头有什么庄稼，庄稼长得怎么样；人面，是看群众的精神面貌，如果面黄肌瘦，就说明生活条件不好；市面，就是看集市交易是否活跃、物价高不高，等等。进了群众家里，他不光围绕生活问题问长问短，还要揭开锅盖子，看看老百姓平时到底吃些什么。也正是因为他与群众走得近，老百姓才发自内心地认可他，对他感情很深。
我举两个习书记下基层的事例。一个是他当年去下党调研的经历，真是非常辛苦。下党是当时平溪乡一个村划分出来新设的乡，没有电、没有财政、没有办公楼，几千号农户，进出没有公路，也没有车，人们交公粮、买东西，都是肩挑手扛，非常不方便，要看病就更难了。习书记听说了，就要去看一下，并打算帮助解决修公路的问题。记得那是1989年7月，天气非常炎热，先是坐车一路颠簸到平溪乡上屏峰村下车，再步行20多里山路，到下党就已经中午了。我们在村头鸾峰桥上座谈，简单吃了午饭后，又去看望了几户贫困群众。下午2点多了，习书记就提出不再原路返回，去现场考察要修的那条路。
那是一条很小的山间路，很久都没有人走，荆棘丛生，高低不平。下党公社（那时候下党乡还叫公社）的书记拿着一把柴刀走在前面，边劈开杂草边往里走。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做拐杖，跟在他后面。大热天走在草丛中，就像待在大蒸笼里一样，一个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那时候也没有瓶装水，渴了，就捧溪水喝，抹把脸。我们从下午2点走到7点才走到上屏峰村公路边，然后坐上车，又晃荡一个多钟头，晚上8点多才回到县招待所吃上饭。那一天真是累坏了，很多年轻人的脚底都打了泡。路上我就跟习书记说：“今天我考虑不周，实在是太累了，你身体吃得消吗？”没想到他很轻松地说：“这点苦不算什么，当年我当知青插队的时候住窑洞，跳蚤咬得皮肤都肿了、烂了。白天干活，挑一两百斤的担子，一肩挑可以不换肩。”我很感慨，习书记那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磨练摔打，一般的年轻人是比不上的。
第二个事例，是有一次我陪他坐船去福鼎县的嵛山岛调研，当年嵛山岛只有一个简易小码头，机帆船到了岛边靠不上去，只能用小舢板转运。那个时候气象预测不是很准，去的时候很顺利，风平浪静。回来时突然起了五六级的风，海浪一下子就掀高了，小舢板始终靠不到大船上。船民在船头顶风的地方试了几次都靠不上去。习书记说：“咱们要背着风上，不要去顶着风，从后面向上靠。”果然，背着风一下子就成功了。上岸后，我跟习书记说：“今天真有点后怕呀，万一靠上不去，船翻掉就麻烦了。你会游泳吗？”他就笑了，给我讲他在厦门时游大海的经历。他说有一次游兴正浓，不经意间发现浪不对劲，好像是要退潮了。他沉着冷静，辨析海水流向，采取侧仰姿势，积蓄力气，剪浪而游，终于安全游回来了。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情，首先心里一定要冷静，不能慌乱。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自己不要乱了自己。”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对信访工作比较重视，提出了独特而明确的要求。请您谈谈当时的主要背景，以及在他的要求下，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和反响如何？
李金贤：习书记总是说，一个领导干部做工作想抓住要害，就要把信访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他说：“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贤明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伸冤的，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个事，这是不应该的。”
他把信访工作放到突出位置，到任不到5个月，就亲自下基层参与信访接访。记得他到霞浦县搞信访接待，忙活了整整一天，受理了86件事，当场就解决了十几件，剩下的就让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解决掉，老百姓十分高兴。习书记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当天晚上的总结会议上，就提出“领导干部要主动到基层接访群众，在信访中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愿望，把群众的声音作为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营养品”。为了强化信访工作，他很快就研究制定了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后来，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的做法进一步向面上推开，每个月20号，各个县市领导都要安排接待群众来访，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干部们把这一天叫作联系群众的“公仆日”，老百姓则把这一天称作“连心日”，觉得这一天像过节或赶墟（指农村集市）的日子一样。他还特别强调这种制度不要刻意追求形式，而要讲求实效，多办实事，要体现求实精神。他说：“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承诺了的，只要没有大的出入，就下决心抓紧兑现，取信于民。确实需要解决的困难，晚解决倒不如早解决好，早解决更有利于维护党的威信和政府形象。”
在习书记的执政路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信访工作的重视。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就在福州五区八县全面推行建立领导干部下基层接访群众信访日制度。他任福建省长时，多次到省信访局视察并指示，在百忙中参加了省信访工作暨表彰大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放下架子，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他跟大家说：“关心帮助每一个需要关心帮助的人，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在他的指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制度，有效化解了许多信访积案、老案，受到群众欢迎。再后来，他到浙江当省委书记，还专门让浙江省信访局局长到福建了解信访工作。浙江信访局把习书记在福建推开领导干部信访下基层的经验做了总结，并在浙江全省推开。当时，他作为浙江省委书记，还亲自带着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到浦江接待来访群众，这在全国还是首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您在办公室工作，请谈谈他对机关干部特别是办公室干部提出过哪些要求？
李金贤：习书记很重视办公室工作，也很熟悉办公室工作，所以很体贴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我原来在行署办公室当主任，他来了5个月，就把我调到地委办公室。当时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比习书记年长十岁，而且我也知道，习书记工作要求高，节奏快，规矩也很严，计划性强，我怕跟不上他的节奏。结果，他叫我过去谈话，好像已经摸透了我的心理，讲得很直率。他说：“办公室工作是一个苦差事啊，什么好受的没有，只有难受。有的人不愿意来，愿意来的人，组织上还不一定看得上。”他这么一说，一下子就让我放松下来，也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他随后对我提出了办公室工作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强调按规矩办事；二是加强干部管理特别是秘书的管理，并说领导的秘书是工作的需要，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权；三是加强学习思考，多下基层调查研究，抓好落实督察反馈。
习书记总是能够指明办公室的工作方向，帮助我们理顺办公室的各种关系，对同志们的工作充分肯定。但工作上需要注意的问题，他也直接提出来，从不含糊。拿文字工作来讲，他说文件是用来指导工作的，连标点符号也不能马虎。他最怕文稿写成长文，一个报告稿，一般四五千字就可以，但是条理一定要清楚，观点必须鲜明，要引经据典，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明白，绝不能唱高调，不能讲空话、套话。习书记平时看书多、知识面宽，办公室的同志们都在他的带动下主动学习充电，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他也十分懂得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有时大家会跟他唠叨一些柴米油盐上的事情，他都非常理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给大家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李金贤：我对习书记印象最深的事情，首先就是勤奋好学。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讲话，许多用典都是信手拈来。这都源于他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阅历，正可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他什么时候都能挤出时间来看书，而且什么书都看，基本上是把整个空余时间都放在读书学习上。白天不下乡的时候，他会准时到办公室，看文件、看材料，找人谈话。业余时间，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那些日子里，我晚上加班回家，总能看到他的灯还亮着。即使是下乡最辛苦的时候，晚上也是雷打不动地看书，每一个县的县志，是他的必读书目。记得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前一天晚上吃完饭，他在县城溜达，转着转着就转到了新华书店。进了书店门，就看他两眼直放光。他惊讶地说：“没想到寿宁县城书店里还有这么多好书啊！”他总共买了八九本，有马恩列经典著作，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还有一本清末小说《九尾狐》，我觉得非常新鲜。
他亲口给我讲过，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是带了一箱子书下去的，连词典、字典都带去，看不懂的字、不理解的词义，就翻字典、词典，每天晚上就是在煤油灯下看书，日积月累地读书。他来宁德，也没有什么随行的东西，除简单的被褥衣服外，全都是书。当时国内各地正在流行跳交际舞，年轻人都在学、都在跳。他当时一个人在宁德，但从来没有见他去跳过一次舞，也没有去唱过卡拉OK，就只爱读书。记得有一年元旦，他让秘书回家探亲。晚上8点多，我与时任宁德县委书记陈修茂不约而同到他家里找他，只见他的书桌上放着几本书，有一本书正翻看了一半放在灯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他如果不是这样博览群书、勤学积累，没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一番作为，就不会形成当今指导中国发展道路的治国理政思想。
第二，他看事物总是站位很高、立足长远，深谋远虑，而不是只谋一时一地。这一点从《摆脱贫困》这本书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为什么要提出“摆脱贫困”而不是“消除贫困”呢？因为他考虑到，摆脱贫困其意义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而这种贫困消除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仅仅是一个“摆脱”，就要多少年一步步地努力，“消除”就更难了。所以，这也与他提倡“经济大合唱”，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密不可分，不能想着一蹴而就，而要一步一个脚印，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扎扎实实地做工作。他讲的这些话，大家都能听懂，也能接受。
第三，就是他处事果断、笃定。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那年的5月，正是敏感时期，大家说话表态都比较谨慎。我们宁德地委计划召开新闻工作会议，但没想到赶上政治风波进入高潮，谁也不敢出来讲话，也不能出来讲话，怕讲错，叫人家抓住“尾巴”。大家就商量，要不要把会议延迟一下。可习书记却拍板说：大胆开。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各个县的县委书记，还有新闻工作者和各报道组组长。他在会上提出了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鲜明观点。他说，一是要冷静分析思考，认清当前形势；二是要搞好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三是要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立足于冷静思考，他还毫不含糊地对民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讲得非常精彩。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现，而不是某一阶层、某些人的随意性，也不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地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其实就是只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而自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这是行不通的。”现在来看，这些话依然声如洪钟，振聋发聩。在当时那个时期，大家听得鸦雀无声，都觉得这个习书记真是高人，敢讲，而且讲得在理，很多疑虑都打消掉了。那个时候，各地各种谣言满天飞，说什么话的都有，可是宁德地区却非常平稳，没有人跟着瞎折腾。直到那场风波过去之后，各地搞清理清查，习书记在这个会上的讲话才引起关注，当时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还专门把习书记的讲话整理成内参报了上去。那个时候，他只有36岁，真是太了不起了。
今天，我们虽然不在他身边和他共事，但看到他在国际舞台上自信而笃定的神态，听到他优雅而沉稳的讲话，我们深深为之折服。他代表中国传统，代表中国形象，也将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近平同志来厦门是要‘立志做大事’”
——习近平在厦门（一）
采访对象：李秀记，1937年1月生，福建南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72年到厦门工作，1983年2月起任厦门市副市长，1984年2月任市委常委，1984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1988年9月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2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5年8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9年退休。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李秀记家中
采访组：李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时，您是第一个接触他的人。您还记得你们初次见面的场景吗？
李秀记：近平同志1985年6月中旬来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32岁的生日。他来的时候轻车简从，自己搭了一个便车就来了。当时我主持市委日常事务，所以我就去接他。当时，从福州到厦门只有一条路，还不是柏油路，而是砂石路，灰尘很多，也很窄，我们经常去福州开会，走这条路需要8个多小时才能到。近平同志来厦门前，省委组织部提前打了电话，说大概上午8点钟出发。我就按照经验，下午3点提前到厦门宾馆等，等到大概4点多，才把他等到。
车子一到，车门一开，近平同志就微笑着说：“我是习近平。”我赶快迎上前说：“我是李秀记，代表市委、市政府来接你，欢迎你来厦门参加特区建设。”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穿着简朴、年轻精神、态度谦逊。
接上近平同志后，我带他住进了预先安排好的厦门宾馆2号楼底层的一个房间。按照厦门的习惯，坐下来后，就是喝茶。我一边喝茶，一边给他介绍厦门的情况。近平同志听完，很高兴地说：“今天对我来说有双重意义，第一我是来参加特区建设的，二是我的生日。”我赶快站起来，祝他生日快乐！聊到饭点，我们就一起去吃晚饭。按道理，过生日应该有个蛋糕，按厦门的习俗还要吃寿面和鸡蛋。但当时条件所限，没有蛋糕。当天饭菜里有海蛎煎、炒面线、土笋冻等一些厦门的特色菜。海蛎煎里面有鸡蛋，寿面就用炒面线代替了，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俗给近平同志过了一个生日。
吃饭的时候，我们越聊越近，很快就像朋友一样敞开心扉。他向我介绍了他在陕西延安的7年知青生活，我说我也在陕西工作过，也是7年，但是在一机部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工作。我们在陕西期间都入了党，还是清华校友，现在又同在厦门参加特区建设，应该说是很有缘分的，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近平同志记忆力很好。2010年9月5日，他任国家副主席时来厦门检查指导工作，跟我握手时，还提起来厦门第一餐吃的三道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厦门那会儿，厦门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您当时向他介绍了些什么情况？
李秀记：厦门经济特区是1980年10月设立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是在一个多海滩山区的地方，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是两个厅级单位，统一由市委领导。邓小平同志1984年2月来厦门视察后，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131平方公里。1984年9月1日，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合并，市政府行使经济特区管委会职能。近平同志到厦门来的时候正好是在合并之后。如果说刚开始2.5平方公里是特区的初创阶段，近平同志来厦门后，正赶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进入更快更好的发展阶段。
我给近平同志介绍厦门的情况，用了六个字来形容：“港、景、文、侨、台、特”。第一个字“港”，厦门有一个优良的港口，是不淤不冻的良港。港口历来都是通商的口岸，福建省的商贸活动从这里出海，这是厦门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字“景”，厦门风景优美，有鼓浪屿，有万石植物园，有集美学村，风景特别好。第三个字“文”，厦门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当时就有7所高校，厦门大学更是全国闻名遐迩的重点高校。据统计，当时厦门大中专毕业生所占比例是全国平均值的4倍，人文环境也比较开放包容。第四个字“侨”，厦门是个侨乡，是福建省华侨出入的口岸。厦门华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经商的很多，被誉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先生祖籍就在厦门，他倾资办成的集美学村也坐落在厦门。办特区之初，厦门就是因为华侨多才从省里要下来了特殊政策。第五个字“台”，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用肉眼就能直接看到金门。过去30多年，厦门作为对台海防前线，经济建设上受到一定制约。直到邓小平同志来视察后，才慢慢把“台”这个优势凸显出来。第六个字“特”，正因为我们有上面说的这些特点和优势，中央决定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当时给我们的特殊政策，就是特区范围内的税收可以按15%征收（一般是33%）。但一开始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还有待开发。所以在邓小平同志来视察之前那3年，我们只做一些市政规划、“五通一平”之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听我介绍后，近平同志问我：“你说了厦门的六个优势，那厦门还有哪些弱势或者弱点？”我以个人的观察，向他介绍了厦门的三点弱势。
一是城市规模小。整个城市就是围绕中山路那几条街，当时的城市人口只有28万。有本小说叫《小城春秋》，写的就是发生在厦门的故事，也从侧面说明厦门是一个“小城”。
二是经济基础差。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差。当时我们的基础设施差到什么程度呢？厦门老百姓有句话说：“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经常停。”我刚到厦门的时候住在市区，夜里12点以后只有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有水，每家每户就挑两个桶，去那里接水，最初一担水一分钱，后来涨到两分钱。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场景，却正是当时厦门基础设施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特区设立之初，工农业总产值才11亿元，财政收入1.85亿元。1972年我刚从西安调到厦门工作，当时整个厦门市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如西安市一个西电公司。在之前的30多年，国家对整个厦门市也只投资了1200万元，还主要是用于海堤建设。这1200万元，我们精打细算，发动群众和解放军，用人海战术，移山填海，花了900万元修建了海堤，剩下的300万元兴建各类工厂。后来的罐头厂、橡胶厂都是用这300万元建起来的。那个时候，厦门引进外资也很少，引进的第一个外资是“印华地砖厂”，是一个印尼华侨办的外资企业。所以我和近平同志开玩笑，说厦门经济特区是从“一块砖”开始建设起来的。
三是市容市貌旧。当时的厦门基本上是一个“旧城”，像样点的建筑只有集美学村和鹭江宾馆，其他建筑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的。有人这样形容：“厦门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却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
我讲完这些，近平同志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没过多久，也就是在1985年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参会人员各自谈了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组：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工作状态。
李秀记：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三年，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问题的决策。当时市委书记邹尔均兼任市长，经常召开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个别还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和领导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只要近平同志在厦门，他都会参加，并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按照分工负责制，属于他分工范围的，他会非常认真地去负责组织实施。用通俗的话讲，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组织决定的，他就尽力去干，而且能把事情干好。
厦门岛屿多，山区多。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三年里，走遍了厦门农村、海岛，像“英雄三岛”（大嶝、小嶝和角屿），还有海拔1000多米的军营村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学习，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当时我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记得有一次开大会，向党员通报整党工作报告，我看见近平同志专心听着整党情况，还认真做着笔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工作中，近平同志还特别注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全市老干部他基本都走访过，还经常向老同志请教问题，听他们介绍厦门的历史，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
近平同志这种平易近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工作方法，为他“做大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曾经牵头制定了厦门的发展战略，后来也具体指导过厦门的发展方向。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秀记：是这样的。我理解，近平同志对厦门倾注的心血，集中体现在他对厦门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思考上，可以说他先后两次为厦门制定了发展战略。
第一次是从1986年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他作为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际上，市委市政府之前也研究过类似的规划，邓小平同志来厦门视察后，原先的规划就需要重新考虑和制定。与之前编制规划不同，近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邀请了北京的专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以及在厦门实际工作多年、对发展规划有研究的同志一同反复论证，还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和老干部的意见。他很注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接触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各方面情况。这个发展战略的成功制定，为2000年把厦门建设成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提供了有力依据。
近平同志第二次为厦门发展指明方向，是他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虽然不是编制具体的发展规划，但却是更高层次的战略指导和大思路。此时，他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经过15年的实施，目标已经变成现实。2002年1月在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在参加厦门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厦门城市规划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的思想。同年6月，他到厦门调研，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跨岛”就是走出厦门岛，往岛外大片的土地发展，提出要将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按照“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规划，发挥“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优势，加快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把厦门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性花园城市。
这个发展战略跳出厦门本岛，将规划范围扩展到整个厦门，既符合厦门的实际，突出厦门的特点，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富有科学性、前瞻性。包括现在我们提出来的“多规合一，建设美丽厦门”，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都是在“跨岛发展”战略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
提出“跨岛发展”战略的时候，近平同志即将离开福建。他为厦门留下来的这个发展战略，在他离开福建以后，成为厦门市建设的重点。你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岛外欣欣向荣的景象，包括海沧、集美、翔安、同安，都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通过“跨岛发展”战略，近平同志把厦门提升到整个国家的窗口和龙头作用上来，这是他留给厦门最宝贵的财富。
采访组：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指导厦门通过“跨岛发展”，发挥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的？
李秀记：在2000年1月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作为厦门选出的省九届人大代表，在参加厦门团讨论时，明确提出“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其实，从邓小平同志视察开始，厦门经济特区就是技术、管理、知识、政策的窗口，也是改革开放、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龙头，是福建发展的龙头。远在近平同志明确提出“窗口作用、龙头地位”之前，他在工作中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年即将召开的金砖会晤，厦门市更是起到了对外政策大窗口的作用，成为国家的窗口。
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厦门会展中心的建设，一个是“9·8”洽谈会。
我在厦门任职期间，担任了4任重点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包括机场扩建、厦门大桥、人民会堂，还有就是厦门会展中心。会展中心于1998年开始建设，2000年建成。这三年中，近平同志4次到会展中心工地检查指导。其中有一次，我记得是1999年8月，近平同志时任代省长，在他视察会展中心建设时，我向他汇报了会展中心规划设计、施工情况，并提出资金缺口问题。他听完汇报指示说：“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要注重质量，把会展中心建成与国际接轨、国内先进、有厦门地方特色的展览中心。资金缺口问题，我带回省政府研究。”
其实我汇报时用的词是“国内一流”，他把“国内一流”改成了“国内先进”。在建设会展中心之前，我带队考察过德国科隆会展中心、意大利米兰会展中心，还有美国的一些会展中心，也考察过北京、上海、大连、昆明的展览中心。当时北京和上海都还没有建新的会展中心，我看过这些之后，断定厦门的会展中心要超过当时北京、上海的展览中心，于是就提出了“国内一流”的说法。近平同志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你不要提‘国内一流’”，只是改成了“国内先进”。这说明他的站位更高，也更实事求是。后来，省政府从省财政拨款3000万元，帮助解决了厦门会展中心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的“9·8”洽谈会。他担任福建省领导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多次出席洽谈会。这个洽谈会的由来，近平同志非常清楚。邓小平同志1984年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给珠海特区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给厦门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我们自己领会到，与深圳和珠海相比，厦门特区的发展既不够快又不够好。1987年春节过后，很多干部群众反映，希望市里向深圳和珠海学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市委市政府联席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由时任市长邹尔均同志当团长，我（时任市委副书记）当副团长（习近平同志留在厦门主持市政府工作），到广东考察，学习深圳和珠海等地的先进经验。
我们去了深圳和珠海，也看了广州黄埔开发区，正好赶上广州在筹办春季广交会。回程的车上，大家就议论起来：广东有个广交会，我们能不能搞个厦交会？但又觉得跟广东一样，走在别人后面，也凸显不了厦门自己的特色。最后就定下来，办成以投资为主的投资贸易洽谈会。
之所以把时间定在每年的9月8日，是因为广交会在每年5月和10月，避免与他们冲突。另外，厦门7月、8月份台风多，就剩下9月份比较合适。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在会上一起把洽谈会时间定在每年9月8日。“9·8”，就是“久发”的谐音，取“一直要发展下去”的意思，也表达了对厦门发展的良好愿望。
1999年，近平同志作为省领导来到厦门，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这样说到：“洽谈会举办13年来，已成为对外招商的全国性窗口，世界各国的客商通过洽谈会看中国的新发展，各国和兄弟省市通过洽谈会看福建和厦门的新变化，因此，办好洽谈会是向国庆五十周年和迎澳门回归的重要献礼，也关系到福建和厦门的对外开放形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是很看重厦门的窗口作用的。国家主办厦门投洽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从1997年开始的，到1999年，刚好第三届。说13年来，是从1987年的“9·8”洽谈会开始计算的。近平同志亲自参与过，所以对洽谈会的情况非常了解。后来，在近平同志关心下，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落成，第四届投洽会就在这里举行。他作为福建省委领导，连续出席了第三、四、五、六届投洽会。2010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再次来到投洽会。这一次，他拿起象征会议的“9·8”金钥匙，为投洽会开馆并剪彩，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给您的著作《从政二十春》写过序，请您讲讲序言背后的故事。
李秀记：我写《从政二十春》这本书是有原因的。记得1982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时任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任命我为副市长，在市委党校学习完直接到市政府报到。我对老书记说：“我当官从政不一定在行，还是想搞工业。”但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让我去报到，然后我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20年后的2002年，我已经65岁，即将退出领导岗位。在当年团拜会上，我和这位老书记又坐在一起，他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把这20年来自己写的稿子有选择地汇编一下，出一本书。老书记认为很好。后来，我就出了这样一本书。因为这本书缘起于陆自奋同志的建议，所以书写好后，我拜托他给我写个序。但老书记说自己写不了序，让我请别人写。当时正好得到一个消息，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了。我心想，我与近平同志共事过，情况他比较了解，我们又有一些缘分，他如果还在福建担任领导的话，我不好去找他，他现在去了浙江，就正合适。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听我说明情况后，很爽快地答应了：“那好啊，你把稿子送来，我马上给你写。”
果然，稿子送过去不到一个月，这个序就写好寄回来了。因为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的时候，我和他经常交谈，所以他在写序的时候也很实事求是，写的都是他了解的事情。他在序里写道：“也许从政并非李秀记同志的初衷，但厦门经济特区今日的欣欣向荣和明日的美好前景，足以让他欣慰，足以让他自豪，让他感到这二十年从政人生的充实和荣光。”从这句话可见，他确实很了解我。在序言里，他对我在厦门所做的工作，包括对重点工程的贡献，都作了肯定，这让我非常感动。近平同志当年寄来的序的原稿我一直保存着，寄信的信封我也一直保存着，已经保存了15年。这是一件珍贵的资料，我还要永远保存下去。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很热爱厦门这片热土。在您看来，他的这种厦门情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秀记：确实，近平同志有很深的厦门情结。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的时候，我看到厦门电视台采访他的一个报道。他说：“我曾经是一个特区人，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简单的一句话，充分展示了他对厦门的深情和厚爱。
他和彭丽媛老师是在厦门结的婚。我想，这应该是他说厦门是他第二故乡的一个原因。还记得他结婚时住的房子，是我曾经住过的旧房子，一共只有62平方米。他们结婚的时候，彭丽媛老师送我一盒《长城谣》磁带，我还一直珍藏着。
近平同志的厦门情结，还体现在他对“厦门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提炼上。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近平同志说：“厦门取得的成绩，是一任接一任、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靠的是厦门建设和改革的参与者，厦门人民群众才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各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他赞扬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精神：陈嘉庚精神、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精神。最后他说：“这些形成了艰苦奋斗、拼搏创新、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厦门精神。”
1988年6月离开厦门后，近平同志无论担任宁德地委书记还是福州市委书记，都一直关心着厦门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我每次去福州开会，他都会问起厦门的事情，有时候还特地到我住的宾馆和我长谈，了解厦门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近平同志担任省领导后，依然十分关心厦门，每年都有三次以上到厦门检查工作。像刚才讲到的，2000年1月，他强调“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还有2001年2月，他提出“希望厦门的同志要振作精神，增强信心，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再创特区辉煌”。
他当时讲这些话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当时刚好是中央查办厦门特大走私案接近尾声，厦门海关和厦门市有很多干部落马。我当时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根据当时的情况，2001年8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次各级人大代表“回家”活动座谈会，请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人大代表见见面，给大家鼓鼓士气。我在介绍时说：“省长习近平‘回娘家探亲’，与在厦门的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围绕如何加快发展、再创特区辉煌这一主题进行座谈。”在座谈中，近平同志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后指出：“特大走私案伤了厦门的元气，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央与省里已讲得很清楚，厦门的成就是主要的，干部的主流是好的。厦门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没有改变，一定要振奋精神，统一思想，扎实工作，再创辉煌。”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案子，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波折和坎坷。在这个关键时刻，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干部谈话，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了他对厦门的深厚情谊。
2010年9月，近平同志再次来厦门考察调研。那时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可他仍然像以前在厦门工作时那样，进社区、访港口、看城建，一处一处地认真了解情况，看得很仔细。当时他在领导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还有更高远的目标，要共同努力，把厦门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
近平同志为厦门设定的更高远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2016年9月16日，近平同志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讲话中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2017年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厦门的高度信任和关心厚爱，体现了党中央对厦门的战略地位和特区窗口作用的高度重视，为厦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支点城市、提升厦门国际性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大机遇。我们都期待着，厦门将以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的海上花园城市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也都期待着，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厦门，再次迎接近平同志“回家”看看。